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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骏、甫跃辉:写作是生命中快乐的事

2017年08月02日13:02 来源:未知 关联作家:蔡骏 点击:


    甫跃辉:最早读到你的小说,是我高中时候。是在《萌芽》杂志上,记得是叫做《荒村公寓》,那时候你在做什么工作,处在怎样的生活状态?


    蔡骏:那时,我在上海邮政做年鉴编辑,一个比较清闲的工作。没有太大的压力,当然也没有任何应酬,也很少跟朋友往来,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阅读和写作。《荒村公寓》的具体写作时间是在2004年夏天,构思是来源于当年《萌芽》杂志刊登的短篇《荒村》。后来,决定把这个短篇换成新的故事,变成长篇。当时写得很快,我记得两个月就完稿了。《荒村公寓》是个长篇,你在《萌芽》上看到的可能4月份刊登的短篇。


    甫跃辉:算是在邮局上班?我记得上海的作家孙甘露老师以前也在邮局待过。邮局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吗?


    蔡骏:是的,最早在基层的支局工作,就在思南路,金宇澄老师的《繁花》里多次写过的那条路。后来,再转到市局的办公室做年鉴工作。

    我觉得早期在邮局的生活对我的影响是有很多重层次的,让我跟其他许多人的成长轨迹不同。因为我不太跟同事们来往,就处在一个比较孤独的环境,让我单纯地阅读和写作。在那个环境里,让我彻底消灭了精英意识,直到现在,我还很排斥“精英”这两个字。

    当然,在邮局工作可能对书信之类的传统有些眷恋,这些情节在我的作品中可能也会写到。我在小说里写过,最早我是学习电报的,背诵过2000个民用电报密码,但可惜从没有使用过。因为从上班的那天起,电报这种古老的形态就被淘汰了,所以我有一种处于夕阳产业的感慨,但又有一点点怀旧的情怀。


    甫跃辉:邮局大概就是一个特别平民化的地方吧,也是个特别温暖的地方。我没在邮局工作过,但经常到邮局,去寄信寄钱或者兑稿费。我对邮局有个想象,这是个人类远距离交往的中枢,一个人跟远方另一个人联系的枢纽,感觉会有很多故事发生。不知道您在邮局工作期间,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故事?


    蔡骏:对的,你这个感觉是对的,在那里会接触到很多人,虽然从来没有深入了解过。以前在思南路工作时,我经常遇到赵丽宏老师,他经常来取稿费汇款单。那时候我自己在写诗,我读过赵老师的诗,但我从未跟他打过招呼,只是看着他、观察他。这些,都是在基层遇到的特别的故事。到了市局做年鉴工作后,就会接触到大量的历史性的东西。


    甫跃辉:你现在还记得那些电报密码吗?我觉得你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。你说电报是一种“古老的形态”。可是,曾经何时电报可是高科技。就像邮局,曾经非常重要,很多远距离的联系都靠它。后来,电话普及了,手机普及了,尤其是网络普及了,邮局似乎也变得很古老了,很落伍了。我看你的小说里,往往有怀旧的成分,会不会跟这有关?


    蔡骏:有一部分关系的。电码,现在我基本忘光了,因为从来没有实际操作过。但当时确实背出了2000个。市局在四川路桥,那是一栋1924年的老建筑,无数间的办公室,本身就有数不清的故事。


    甫跃辉:我设想过,假如我是邮局工作人员,看到各种来邮局的人,会想些什么。他们有的来寄信,有的来寄钱,有的来取钱,还有的来做别的。我肯定会观察他们,也会对他们有所想象。想象在小说中太重要了,那些想象对你最初的写作有多少作用?


    蔡骏:有一些作用。在《最漫长的那一夜》里,有一篇《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一夜》,就是我后来的想象。每个人必然都会有故事的,有的是知识分子,有的是普通百姓,虽然对我来说,不过就是几面之缘。


    甫跃辉:市局里的故事,有被你写成小说的吗?你的故事似乎很多都是听来的,或者有自己经历的成分?


    蔡骏:《白茅岭之狼一夜》的原型就是曾经和我同一办公室的退休干部和我说的一个故事,他以前是监狱看守的军官。原稿是一个有关老人的故事,后来做了很多修改,把这个退休干部给藏起来了。

    除了编写年鉴,我还参与编过一本《上海邮政储蓄汇兑简史》,所以跟许多退休干部打过交道,也看过大量的档案等等,因为我喜爱历史。这部分也算是个人爱好之一。


    甫跃辉:他们会给你讲故事吗?


    蔡骏:主要是跟我一个办公室的那个退休干部跟我讲故事多,老年人都这样。对我来说,其实有时候还会不耐烦。


    甫跃辉:哈哈,可以想象得到。你那时候开始写作了吗?


    蔡骏:2000年,在思南路的时候就开始写了,当时很单纯,只是想写而已,没有想过未来会怎样。榕树下时期的短篇都是那时候写的,包括我的第一本书《病毒》也是。

在榕树下的第一个短篇,其实是受到王小波很多影响的。他的唐朝故事,一半现代,一半古代。


    甫跃辉:那时你二十一、二岁。很多小说家都是这个年纪开始写作的。但诗人开始写作的时间往往更早。上次我们一块儿吃饭,我才知道你那么喜欢诗歌。在写小说之前,你写过诗吗?


    蔡骏:更早之前,当时几乎每天写一首,基本都没发表过。


    甫跃辉:那些诗留下来了吗?


    蔡骏:都有的,记在小本子上。前年又一次都被整理出来了。


    甫跃辉:现在怎么看这些诗?


    蔡骏:都很幼稚,没什么价值,但是写的过程中,有时候会带着许多剧情,甚至会想到有叙事诗,于是便产生了把这些情节变成小说的念头。


    甫跃辉:你刚才说,刚开始写小说时只是很单纯地想写,没想过未来会怎样。那你开始对自己在写作上的未来有所考量是什么时候?


    蔡骏:2000年,得了“贝塔斯曼人民文学新人奖”,获奖的短篇小说《绑架》登在那年的《当代》杂志上,给了我一个未来的可能性。实际上这次获奖后来并未对我有什么帮助,但可能第一次有了一些文学上的念想。


    甫跃辉:那你这算是非常顺利啊,那年你刚开始写小说。


    蔡骏:是,得奖比较幸运,纯粹的自然投稿被选中,还生平第一次去北京领奖。当然对我来说有两条选择,一是继续写这些短篇小说,二是写长篇。很快,有个契机让我写了第一本长篇《病毒》。我算是选了第二条路,也是类型小说的道路。所以,这个得奖后来对我没有起到实际作用。


    甫跃辉:当时选择这“第二条路”的原因是什么?


    蔡骏:首先还是因为发现了自己的有写类型小说长篇的才能,并且至少得到了网友们的认同。第二,我也知道纯文学期刊发表小说,如果都是自然来稿,难度极大。当时我的短篇只能在网上发。


    甫跃辉:这个是怎么“发现”的?


    蔡骏:写作过程中比较顺利吧,或者说让自己也很兴奋,因为当时中国没有人写这样的小说,我等于自己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类型和模式。


    甫跃辉:这个厉害。那你开始“职业化写作”大概是哪一年?


    蔡骏:我觉得某种程度上,我从未“职业化写作”,因为我始终有个工作的身份。以前是邮政员工,后来自己开公司。某种程度来说,自己开公司所消耗的心血还比原来上班更大。


    甫跃辉:这个我明白。我说的“职业化写作”或许应该说是“自觉式写作”吧,和刚开始的“自发式写作”不同。有人把写作分为三个阶段:自发、自觉、自足。最初都是自发式写作,然后是自觉式写作,就是对写作开始有了主动的思考或者认知。


    蔡骏:那大概从2000年就算是自觉式写作了吧,当时是一直都有各种思考的,我记得那年榕树下的“心灵世界”版块还有王安忆老师的讲课文字稿,很长,分析了许多名著和小说。当时我看了大量的先锋派的小说,但是留下印象最深刻的,却是张承志的《心灵史》。《心灵史》几乎可以算是从灵魂深处影响我的,它没有影响到我的文学创作,但影响到了我本人。

 

    甫跃辉:你刚才说的,让我有两个疑惑。先说第一个,你说开公司很累,那你是怎么平衡写作者和公司经营者这两个身份的?我说的不单是时间上的平衡,还有思维方式上的平衡。


    蔡骏:是的,我只能说我是个理性与感性同样强大的人,我很理性,也很能忍耐,我的意志力比许多人都坚强,不会轻易放弃一件事。思维方式上,有时候有冲突,但有时候也会帮助我打开思维,尤其是经营公司,不可避免会遇到各种不同的人,而对于人的观察和了解,对于写作是非常重要的。假如我闷头在家只管写作,很可能不再是一个“凡人”,而一旦脱离社会,再想要找回来是很难的。我觉得通常来说,好的作家首先应该是“凡人”。当然,我个人花在交朋友以及饭局喝酒上的时间几乎为零。


    甫跃辉:记得第一次见到你,是我们一起去北京开青创会。在机场候机时,我们这些所谓的“严肃文学”作家,要么在聊天要么在看手机,我注意到你一言不发地在写着什么,问了你,才知道你在写小说的提纲。你还记得这件事吧?你比很多作家都勤奋得多。


    蔡骏:先说故事灵感和提纲这件事吧,灵感我觉得是随时都会有的,有了就记录下来,这已经积累了不知道多少了。但有了灵感未必就会写,有些作为小说可能是不成熟的,有些可能确实很好,但我现在还无法驾驭,只能留待将来。

    再说提纲,这个对我来说是必须要做的功课。每个小说,无论长篇短篇都要写。写提纲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帮助思考完善故事的过程。如果提纲写作遇到问题,那么就可以果断的放弃或者大的调整,不会再写到一半放弃。

    至于勤奋,怎么说呢,可能因为性格原因吧。我是摩羯座,天生就对自己的要求很严苛,我现在每天都在写作,无论多少。

    另外,我确实感觉到写作是生命中最让我感到快乐的一件事,写作本身会带来成就感。这个成就感不是说出版以后得到了多少荣誉,赚了多少钱,而是写作过程的成就感。哪怕写到一半写出了自己想要的感觉,就能带给自己很多惊喜。


    甫跃辉:这样的写作真是特别有条理,这跟你经营公司有关系么?经营公司也需要这样的理性。我自己写作是几乎不会列提纲的,只会脑袋里想一想。


    蔡骏:经营公司必须要理性,尽量不要感性。不过还好,我现在公司管得比以前少多了,有总经理和团队在管理,大多数时间我是在写作的。


    甫跃辉:你写作每天都是在早上?


    蔡骏:现在是下午和晚上,基本上在家有空就写。


    甫跃辉:阅读呢?都安排在什么时候?这就关系到我对你的第二个困惑。你刚才说到不少作家和书,包括王安忆老师、张承志、《心灵世界》、《心灵史》等。似乎你阅读“严肃文学”的作品更多,它们对你的影响也更大?


    蔡骏:严肃文学先读,类型文学后读,都对我有影响吧。当然从根本上来说,一定是严肃文学的影响更大。2000年以后,读了斯蒂芬金的许多作品,以及《午夜凶铃》的原著,才开始写悬疑小说的。不过,除了小说,我读历史更多,纯属个人喜好,各种各样的历史著作,包括一些学术性很强的。


    甫跃辉:你说晚上写作,还让我想到《最漫长的那一夜》第二季的题记:“献给所有深夜不睡觉的人,最漫长的那一夜,我陪你度过”。


    蔡骏:这个跟写作有关,也有跟深夜的思考有关,还有深夜的遭遇,在那种气场里头,总会给人跟白天不同的感觉。


    甫跃辉:这样的阅读,大概能部分地解释你的写作吧。你是中国当下最优秀的类型文学作家之一,这毋庸置疑。另外,你最近却有很多作品发表在“严肃文学”的期刊上,算是两种文学的“双栖作家”,你是怎么看待这两种文学的?


    蔡骏:文字从来没有高低贵贱,只是不同的追求罢了,所谓严肃文学也从来不是一个统一标准。中国四大名著其实都是类型文学,后世研究者给他们加了许多东西,未必是当年创作者自己想过的。

    当然,我到现在也在不断的摸索,所谓严肃文学的标准何在?也许确实有很高的要求,对于人物形象、语言文字、命运表现等等。但是价值在哪里?我读有的文学期刊的小说,会读到让我流泪的部分,比如上个月读李云雷的一个短篇,我读了两遍,相隔半个月,后一遍看得我泪流满面。但也有让我读了实在味同嚼蜡的,也许语言文字是不错,人物也很有特别,但让我喜欢不起来。可能是每个人的喜好与世界观不同吧。

    而类型小说追求的目标则很简单,好看。但是要达到这个简单的目标,实际操作起来却很不简单,这种说故事的技巧,有时候要靠天赋,但也可以后天不断锻炼,但要到达一定的境界,确实不容易。

    有时候,写作需要一种匠人精神,尤其是类型小说,匠人这两个字,在文艺界过去是贬义词,因为工匠是与大师对立的,但伟大的大师,首先是个工匠。比如达•芬奇画画,他如果没有强大的基本功,他也不可能成为大师,梵高也是。

    所以,类型小说就是把一种工匠活做到极致,如果在这个基础上,能够有结构和人物上的创新,主题上的突破,那就是大师了。


    甫跃辉:文学在当下有很大的分野,很多操持“严肃文学”的作家看不起“类型文学”作家,也有很多“类型文学”作家看不起“严肃文学”作家。你内心里有类似的“偏见”吗?


    蔡骏:我完全没有,对我来说,只有我看得下去,和我看不下去的小说。我也知道,这种异见永远存在,有许多人认为,作协和庙堂之上的文学,主要就是针对纯文学的,类型文学等等只是顺便提及而已。

    类型文学不在乎纯文学,更多的是从读者和市场的角度,但并没有看不起严肃文学。


    甫跃辉:我想到我们刚开始聊天时说到的一件事,我问你是不是你的很多小说都来自别人的讲述或者你自己的经历。这其实关涉到文学如何面对现实的问题。有人认为,“严肃文学”是直面现实的,而“类型文学”往往只讲求“好看”,对现实没那么关切。你的小说对现实有很大的关注,你是如何看待“现实”和小说的关系的?


    蔡骏:我的小说中,也有许多自己的经历。比如在《北京一夜》里,中学时候砸玻璃的意外事件就是真的。我后来一直在想,这块玻璃万一砸到了人,那么我的一生,以及那个人的一生,必然就被彻底改变了。北京一夜,就是这样一种可能性的推演。所以,我一直觉得小说是可能性的艺术。

    严肃文学未必是直面现实的,虽然我个人比较喜欢现实主义,我不知道像博尔赫斯算什么?文学除了现实还要有想象力,哪怕是现实主义文学,也要有想象力。而且,我觉得写实,不等于现实。有文学期刊上的小说,确实把现实写的非常精致准确,但这不代表就是现实主义。同样的道理,类型小说可以天马行空,但也可以直面现实的,比如斯蒂芬金的一些作品,还有日本的社会派推理小说,松本清张等等。对了,还有王小波。其实,他的故事性很强,比如写唐朝故事,但他又完全是用文学的语言,表达出了文学的境界。

    日本人写私小说,以自我为中心,这样我觉得太狭窄了。芥川龙之介的许多小说的想象力都飞起来了,他最擅长于写古代故事。我的书架上有一本马尔克斯的《梦中的欢快葬礼与十二个异乡故事》几乎篇篇我都很喜欢,这里头有现实,也有臆想,也有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,这是我的审美。


    甫跃辉:你说的这些我也想过,说到底,文学就是由现实和想象构成的吧。对小说来说,写出现实的另一种可能是非常重要的。我想到你最近出版的两本书,《最漫长的那一夜》的第一季和第二季,这些短篇和现实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,它们和你之前的作品有些什么不同呢?


    蔡骏:太不同了,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集中写过短篇,本身短篇创作与长篇相比更难。许多故事确实半真半假,用了伪纪实的手段。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去新疆旅行的喀什一夜,这个你是当事人,最清楚了。

    我觉得对我来说,这种尝试是有很多突破和创新的。当然,我觉得只有这些还是不够的,所以在后面新的中短篇创作时,我会再往回收一点,写的不那么纪实,更注意一些细节。


    甫跃辉:看《喀什一夜》,我非常惊讶,或者应该说是非常震惊。如你所说,我是当事者,至今我都对我们一起在喀什夜里游荡的记忆记忆犹新,但是,假如我来写这《喀什一夜》,会跟你写的非常非常不同。我写的肯定会很写实,会更多地侧重内心的感受,比如我们的好奇、紧张等等。但你不是这么写的,我觉得你的想象要飞扬得多。


    蔡骏:当时想要写一篇小说,但是又考虑到,走马观花写不好,如果要写,肯定要跟自己的真实经验有关。所以,我就想起了小时候,班级里有许多知青子女的同学,其中也有从新疆回来的,那这就是我的经验,再结合起我们真实的游历,这篇小说其实是把两种真实结合在一起的虚构。


    甫跃辉:我们真实的游历中,有个细节对我冲击很大,就是我们回程的时候,叫了出租车,我们除了说要去喀什噶尔宾馆,整个路途上什么也没说。假如我写《喀什一夜》估计会写很多这一路上的事,但你似乎对此不是很在意。通过这篇小说,我看到了写作者看待世界,或者说处理经验的巨大不同。而且,你看我到现在也没写出《喀什一夜》,你却很快就写出来了,可见你对现实的反应要比我快得多。


    蔡骏:你说的那个没说话的意思我是理解的,有三个维度,一个是社会与政治维度,二是心理维度,三是文学维度(这个可能有点玄乎)。但这三个维度,无论哪一个,写出来都很困难,可能超出我目前的笔力了。


    甫跃辉:你写的《喀什一夜》牵涉到很多现实问题,不单是知青问题,也有边疆问题等。在“一夜”系列中,还有很多和现实热点结合特别密切的,比如《穿越雾霾的一夜》《春运赶尸列车一夜》等。你是有意地关注社会热点吗?


    蔡骏:不是作家关注现实,而是现实就在作家的身上,让我们不得不关注。或者说,我们不去触及这些现实,才是一种故意的行为(绝无贬义)。


    甫跃辉:你说的是。这和我前面说到的是一个意思,就是你有一种对身边的现实快速关照的能力。这其实是不容易的。


    蔡骏:对我来说这很自然。当然,要讲究一个分寸,你可以直接切入,也可以间接切入,或者干脆不切入。有时候,距离有一些远,在外围敲打,可能会比深入到中心更好。当然,现在的问题不是外围敲打不够,或者是表现技巧不够的问题,而是我们无法深入到中心,因为生活局限使然。


    甫跃辉:很多作家都觉得,现实变化太快了,现实的发现“超过”了小说家的想象,很多作家连现实都跟不上(比如很多作家写当下农村,写的其实是几十年前的农村),更不要说想象现实的另一种可能了。为此有人认为,小说还不如新闻呢。你是怎么看待这个的?


    蔡骏:如果一定要完全描摹现实,小说当然跟不上新闻(其实不是小说跟不上,是作家本人跟不上)或者说跟不上读者自己的观察。但是,小说并非一定要完全照搬现实,小说家的敏锐,是要发现生活的本质里头的东西,既有感性的,也有理性的,决不能流于表面。所以,如果小说家能够敏锐地把握这种本质性的东西,其实社会的变化又不是太快,许多东西本质是一样的,社会问题的症结永远摆在那里,只是换了不同的花样而已。


    甫跃辉:你说的是,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可惜的是,现在很多作家都跟着起哄,说小说家还不如新闻呢。似乎只有写出出人意料的故事才是小说唯一的追求。你这些思考,让我更加怀疑加在你身上的“类型文学作家”的标签。你对这个标签会反感吗?


    蔡骏:会有些反感吧,但是从市场的角度而言,恰恰标签是有效的,有的人称之为“超级符号”,当然对文学来说,符号往往是贬义词


    甫跃辉:没有“符号”是没个性,有“符号”却又有局限。写一夜系列,你有对这一标签突破的想法吗?


    蔡骏:当然有,但也有可能会增加一个符号,增加一个标签,所以,现在又对这些称谓无所谓了,最终还是看作品吧。我现在在写一个四卷本的超长篇,当然是非常类型化的,却也是对于我过去的类型小说做了另一种改变和突破,也许又会有新标签。其实,不管是严肃文学还是类型文学,都是千变万化的。


    甫跃辉:你对一夜系列有什么结构上的考虑吗?我的意思是,那么多篇目,彼此有什么关系?


    蔡骏:原来的想法很简单,都是第一人称,叙述主体发生在一夜之间,如果有关联,也是因为我自己而形成关联。但写到后面,会逐渐地突破这些限制,很多讲述也并非一夜了,有时候“我”也消失了,或者顶多出来打个酱油。现在的想法是最好没关系,除了我自己以外。当然,上海,还有时代,让这些故事又不得不有内在的关联。


    甫跃辉:一夜系列有没有受到“一千零一夜”之类作品的启发?看你的后记,提到巴尔扎克的《人间喜剧》,你有把一夜系列写成当代“人间喜剧”的野心吗?


    蔡骏:《一千零一夜》当年我是很喜欢的,但是结构上,一千零一夜更像是个整体,必须连环在一起按照顺序阅读,一夜系列应该没有如此严谨。《人间喜剧》,那个太伟大了,我无法企及,只能说有所学习。


    甫跃辉:当代中国作家,很多人喜欢虚构个地名写作,把全天下的事都往“张城”“李城”之类的地方塞。我看你并没干这样的事,写的就是有据可查的上海。但你在很多小说里都出现了同样的人,比如“叶萧”等。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?


    蔡骏:先说地名,我宁愿用真实的,比如最近有个中篇小说,完全写实上海的曹家渡,就是我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,也是现在经常去的,近似于地方志与摄像机般的描摹,当然故事也发生在那里。

    我觉得这样能给我一种力量,真实的站得住脚的,尽管故事是全虚构的。再说人物,叶萧因为是我第一本书《病毒》中就有的人物,可能带有我个人比较多的情感吧。而在悬疑小说中,固定的警察角色也是常用的模式。我即将出版的新书里,叶萧同样也会是很重要的人物。


    甫跃辉:看你的小说里很多上海的地名,然后你会写到,那儿的很多建筑都不在了。你似乎很怀旧。你的一夜系列也很多怀旧的气息,比如我们前面说到的《喀什一夜》和《北京一夜》。你觉得时间在你的小说中充当了怎样的角色?


    蔡骏:每个人对于时间对于记忆的感受不同,于我而言更像是一种历史的载体。因为历史不会记载细节,而我们的记忆中处处都是细节。《繁花》为什么好?细节是其中一个原因。并非我单纯的怀旧,而是我们就生存在时间之中,博尔赫斯也有过相同的话,今天我们在这里对话,过若干年以后,也是一种历史的细节。王小波还有一句话叫“古今无不同”,是他小说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。


    甫跃辉:你说的是,时间,细节,记忆,历史,这些都是小说需要处理的。或者说,是这些催生了小说?


    蔡骏:没错,一定是现有时间与记忆和细节,然后才有小说基于这些之上的还原以及加工想象


    甫跃辉:所以你的小说不管表面怎么变化,内在围绕的东西总没变是吗?为什么会围绕“时间、记忆”这个主题反复书写呢?


    蔡骏:是的,记忆很重要,但并不意味着要把记忆和现实对立起来,因为现实就是记忆的延续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我写记忆,其实也是在写现实,我们一定是站在现实的时间点上去回望记忆。

    每次回望,因为基于时间点的不同,回望出来的细节,都可能会有偏差。这就构成了小说里头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元素。有人说未来人工智能可以具有写小说的功能,但我认为从这个角度而言,人工智能永远无法取代,因为无法储存每个人海量的记忆,更无法预料每个人在海量记忆之外,现实生活中的所有不可预知的点点滴滴,其实小说就是过去的所有变量乘以未来的所有变量。



    甫跃辉:看你的小说,是对我阅读版图的很大扩张。和你对话也给我很多启发。希望看到你的新作品。


    蔡骏:谢谢。新作品是个长篇小说,名叫《宛如昨日》。最早是一夜系列的一个短篇《宛如昨日的一夜》发表在科幻世界杂志上,一个科幻故事,然后觉得里面有个科幻VR设备很有意思,有很大的空间去拓展,便有了这一个长篇小说。

    从这个过程来说,也有点像从当年的《荒村》到《荒村公寓》。我在2016年三月完成了初稿,写完以后,感觉过多的强调了科幻性,觉得还可以更好。于是,我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,就是对小说做巨大的调整,把整个故事改变为犯罪悬疑故事,淡化原本的科幻性,加入了一个社会性的元素,就是常州外国语学校的毒地案,将环境污染与事故泄漏的隐瞒,作为小说的犯罪背景,再结合这个VR设备,构思如何查出记忆中的秘密。于是就等于重写了一遍,最终书名定为《宛如昨日》。

    这个“昨日”,也是刚才所说的时间、记忆、怀旧等等元素,这是在类型小说里,加入了更多的实用性,可以帮助我们挖掘出被罪恶掩埋的秘密。

这个长篇如果说还对我有突破的话,就是我塑造了一个非常叛逆的女性人物形象,一个十八岁的问题少女,却在高考前夕查出得了脑癌,而她的身世背景和自己的出生,恰恰跟案件所要解决的大秘密息息相关。我很喜欢这个人物,最后对她恋恋不舍,如果她真的存在,我一定会爱上她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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