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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收获》创刊一甲子,众作家前来祝贺

2017年12月13日15:34 来源:上海观察 作者:施晨露 点击:

  “每隔5到10年,作家们因为《收获》相聚,坚守着这个约定。”12月9日,为祝贺《收获》杂志创刊一甲子,莫言、余华、苏童、黄永玉、贾平凹、迟子建、韩少功、格非、阿来、毕飞宇、马原、东西、须一瓜、叶弥、盛可以、弋舟、张楚、欧阳江河、荆歌、李洱、李辉、李锐等30多位作家从天南地北赶来。王安忆说,“《收获》就像一种隐喻,生活变化很快,但总有一些不变的东西,而作家的使命就是寻找这种不变。”

  1957年,文学双月刊《收获》诞生,它的主编是作家巴金和靳以。六十年来,《收获》刊发了大量在当代文学史上引起重大反响的作品,反映了当代中国各个时期的文学风格、风貌,成为“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记录者”。六十年来,《收获》发掘了大量优秀作家,许多作家的处女作和成名作在这里发表,而当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,几乎均与《收获》有过亲密合作,可以说《收获》是几代作家共同成长的地方。六十年来,《收获》不断延伸发展空间,《收获》发表的作品被改编成的影视剧,数量众多,影响深远;有多部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,《收获》的发行量在全国同类刊物中也始终名列前茅。

  “上海是一个出天才的地方,政治上、经济上、艺术上、体育上、文学上都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人物和现象,而刊物上,《收获》就是另一个天才。”贾平凹说,几十年来,《收获》卓尔不群,出新思想、新观念,独领风骚,自成权威,一代代全心为《收获》为文学辛勤工作的编辑,是杂志的灵魂,“在我初学写作的时候,《收获》发表了我的作品,曾经给了我巨大的鼓励,从此有了信心。在写作的过程中,《收获》的先进的文学理念,曾经给了我巨大的启示,从此激发了动力。《收获》的田园里生长着新时期以来所有的庄稼,我是一颗土豆,也在其中。我在收获着,也被收获着,这是我的光荣。”《收获》主编程永新则把杂志比作“家”,“巴老曾说作品是刊物的生命,是作家们总是把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托付给《收获》,才能使这本杂志长盛不衰,活力永在。作家们是《收获》最好的朋友,像亲人一样的朋友。欢迎回家!写作就是回家,文学就是家园。”

是作者也是家人

  “第一次到《收获》,就觉得编辑部的气氛不一般,这里确实有一种团结协作的家庭氛围。”格非回忆起初次造访《收获》的情景记忆犹新。而这种家庭般的氛围甚至影响了一代作者,”三四十年过去了,一下子看到这么多老面孔,几乎是不可想象的。也只有《收获》有这样的魅力,可以把大家一次性召集在一起。“从云南花10小时路程赶来的马原说。

  “作为《收获》的作者,来到这里,确实有回家的感觉。”莫言一开口,就和坐在对面的余华“杠”上了,“见到这么多’坏人’,我是指坐在我对面的几个人,也见到这么多好人。有‘坏人’,有好人,才构成了一个世界,有坏人,有好人,才构成了一个刊物丰富的文学世界。我粗略翻了一下,我在《收获》发表过6部中篇,6部短篇,还发表过一部长篇和一部话剧,这是我的一个‘阴谋’,为了打破《收获》不发话剧的‘禁忌’,我在长篇《蛙》的背后缀上了一部话剧,买白菜必须搭上萝卜,我得逞了,这让我至今得意。我在《收获》发表的10几部作品,每一部都有很多记忆,都让我成长。我向《收获》写稿、投稿、发稿的历史是我个人历史的构成部分,也是我和《收获》之间心灵的契约和永远需要保守的秘密。千言万语只有两句话,一句是好好写作,为了《收获》;另一句是好好写作,必有收获。”

  而余华也不忘“回击”,“我写的作品不算多,但在《收获》发表作品个人比例最高的一定是我。莫言很嫉妒,在北京,他问我《收获》为什么老给你发,我说我就是一篇一篇寄。莫言有时候很害羞,在我的鼓励下,有一个阶段,他一连给《收获》发了3、4个中篇。我脸皮厚,用’无耻‘的方式在《收获》发了很多作品,莫言也有‘无耻’的时候,就是他说的把剧本藏在小说后面。但是这并不是莫言的发明,《收获》创刊号就发表过《茶馆》,刚刚莫言在说的时候,我就在心里笑话他呢……”余华说,第一次到《收获》编辑部,是在1987年《收获》第五期“先锋作品专号”发行后,余华、苏童、格非、马原、孙甘露等一批当时的青年作家在这期刊物上集体亮相。“我去华师大看格非,他挽留我多住一晚,就说,我带你去《收获》吧,我便毫不犹豫留下,我们俩坐着公交车到了《收获》编辑部。这份情感,即便是再过十年,如果格非跟我说,你多待一天我们去《收获》,我们两个人还是会像当年那样坐上车来到熟悉的地方,爬上那座熟悉的旋转楼梯。”

是作者也是读者

  在众多重量级作者中,90岁高龄的《收获》第一代编辑彭新琪的发言赢得最热烈掌声。在她的记忆里,两位老主编巴金、靳以的互相尊重、爱护、支持,“不是‘文人相轻’,而是‘文人相亲’”。在那个飘摇的时代,正是两位老主编的智慧、风骨、正气、担当,让《收获》度过困难期,长成如今的参天大树。“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参加《收获》的聚会了,看到这么多我曾经联系过的作家,你们青春不老,文章写得很漂亮,每期《收获》我都看。”

  很多作家也把自己的第一身份定义为《收获》的读者。王小鹰的对面坐着82岁的谌容,1980年,她在《收获》发表的中篇小说《人到中年》引起巨大反响。王小鹰说,“上世纪80年代,谌容老师就是我们文学的领路人,那时候我们很年轻,喝‘狼血’长大的这代人根本不知道文学是什么样的,应该怎么写作,就是在《收获》上看到谌容老师、张洁老师的作品,才一下子从噩梦中醒了过来,原来文学应该这样写。”许久未出现在公众场合的谌容说,《收获》不媚俗,不跟风,不拜金,帮助了一大批作者,“希望再过10年,《收获》依然保持这样的姿态。”

  “我写小说比较晚,有机会在《收获》发作品也比较晚,但我读《收获》非常早,因为我父亲当年是一个文学青年,我从七八岁开始就《收获》,这么多年没有断过,大部分作家朋友的作品我都是在《收获》上看的。”毕飞宇说。阿来也表示,自己是作为《收获》的读者而来,“在我自己开始写作的10年前,我就是《收获》的读者,后来我也开始做杂志,还曾经在图书馆借阅过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《收获》。”“《收获》很朴素,包括封面、版式、字体,都是多年不变的老腔老板,但就是这份端庄、朴素生出岿然如山般的大气。《收获》从来没有挤眉弄眼、搔首弄姿而吸引读者的心机,这是《收获》的定力”,韩少功说,“另一方面,《收获》又丝毫不缺乏活力,一般的家庭,60年顶多四代同堂,而《收获》大家庭里的作家,已经有了五代、六代、七代,越来越密集的代际,这么多年轻的面孔在《收获》那样活跃,让我们这些老家伙非常欣慰、高兴。”

  “《收获》就像一个大粮仓,我们每个人都是往里面打粮食的。文学是我们的家园,也是我们要坚守的一块田地,就像种地,有机肥用得少了,化肥多了,反复的耕种让田地板结了、贫瘠了。我们在写作时也应该警醒,是不是有机的含量少了,深耕的机会少了。只有作家保持对自己的警醒,写出自己最好的作品,才能让《收获》越办越好。”迟子建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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