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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言的养料我们只调遣了一点点,这是很可惜的

2018年07月11日13:49 来源:文汇 作者:许旸 点击:

“乡土”是文学中的永恒母题,优秀作家作品建构起的文学地理空间,连缀成丰富广袤的乡土中国。当故乡地标日益为创作输送灵感和素材时,评论界抛出追问:特色地域经验转化为一再深挖的艺术矿藏时,怎么摆脱仅出于猎奇或贴标签式的奇观书写?如何在呈现一方水土的表情和气息时,从雷同中捕捉表达文学的异质性?


日前在复旦大学举行的“广西作家与当代文学”研讨会上,陈思和、陈晓明、谢有顺等多名评论家与林白、东西等12名广西作家齐聚。作家王安忆发现,长期以来,不少作家都是在普通话的框架下展开写作,“普通话里的动词很缺,而不少方言善于把名词动词化,把形容词动词化,这给文学书写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仓库,但我发现这些养料我们只调遣了一点点,这是很可惜的。”在她看来,故乡特有的地理环境、本土民俗特色,哪怕是别具一格的方言语调,都是作家血液中流淌的文学基因。


方言叙事,迂回之后,感知世界的全新文学方式


从鲁迅的绍兴鲁镇、老舍的北京胡同、沈从文的湘西边城,到贾平凹的秦岭商州、莫言的高密、毕飞宇的苏北王家庄、苏童的香椿树街等,这些精神原乡,对作家的成长和塑造起着关键作用。陈思和与作家林白讨论过:一个作家与民间的关系,首先就是从语言上来认可的。方言叙事,本身就是一种感知和表达世界的方式。


地处西南边陲的广西,恰是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共生地带,语言文化丰富,20世纪80年代以来,林白一代、东西一代壮年作家力作不断,李约热、朱山坡、田耳、凡一平、光盘、刘春、陶丽群、小昌等青年作家崛起,陈谦、映川等海外华文作家影响日新,让“桂军”成为当代文坛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。


这股力量中,地处边缘、文化繁复造成的语言特殊性很醒目——广西方言之多堪称全国之最,光是流传较广的不同区域方言就有粤语、客家话、壮话、平话、瑶话等,体现出多元杂交的语言优势。


耐人寻味的是,作家对于语言资源的开发往往要经历迂回的过程,并非“信手拈来”。写过《一个人的战争》《万物花开》等代表作的林白,语言色彩热烈绚烂,她坦言,“小时候羡慕广播电台里的字正腔圆,此前30多年写作生涯都用普通话思维写作”,直到最近两三年,她才开始意识到,普通话作为单一的文学语言不够丰富、甚至有可能对文学多样性造成伤害。

乡土语言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,包括俚语、野史、传说、笑料、民歌、风俗等,彰显出旺盛生命力。这也就不难理解,上海作家金宇澄长篇小说《繁花》的成功之处,某种程度上正在于他为沪语方言书写的弹性探索打造了样本。必须承认,“把方言筛选改造成文学语言的同时,又保留野蛮原始的‘方言力’,这个平衡很难。”林白试过把“什么”,改写成方言“乜嘢”,但放到文本里就很怪。


作家陈谦也发现,广西话里常见的“友女”,意思接近“闺蜜”,但要妥帖安置在小说语境中让读者理解却不容易,“只好作罢放弃”。


“写作根据地”不一定偏远蛮荒,而是凝结作家记忆和情感的所在


有学者谈到,不止是方言资源,地域书写中对特色民情、人文风味的运用,不能陷入一味的怀旧贴标签,或是停留于对乡土的浮光掠影描摹解嘲,这并不能带来具有开拓性质的书写。只有当地域文化的滋养,与写作者的个体经验结实地生长在一起,才能让彼此的言说更为有效,成为文学创造更具持久性的推动力。


评论家谢有顺认为,每个人写作要找到一个精神扎根的地方,熟悉的地域、物态人情能源源不断提供真材实料,这个“写作根据地”不一定是偏远蛮荒的山坳,而是凝结作家记忆和情感的地方。

比如,被评论界认为“有清醒文学原乡意识”的朱山坡,站稳西南边陲的小镇乡村,为民间人物立传著书,广西沉郁瑰丽水土滋养了他的文学领地,复杂人性在民俗文化背景上编织成形,汇成一幅诡谲幽郁而富有诗意的生命图腾。他在小说《风暴预警期》里,大量调动有关台风的素材,把小时候对暴风雨的记忆画面融入创作中,“两广交界,台风频繁光顾,我从小对暴风雨尤其是台风感兴趣,地域特色赋予了小说神奇的气息,也使它充满了秘密。更重要的是,我讲述的不光是南方的故事,台风的故事,也是我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和童年经验。”


也就是说,哪怕是威廉·福克纳所说的“像邮票大小的故乡”,都值得好好描写,一旦作家的人文地理空间,包含了足够复杂的当代中国经验,即使写一辈子,也写不尽那里的人和事。以作家李约热为例,他的小说背景多是桂西北“野马镇”乡野之地,灰暗基调上蒙上了一层奇诡的艺术色彩,无论是《涂满油漆的村庄》还是《龟龄老人邱一声》,作品都以略带夸张幽默的现实主义笔法描写了“野马镇”众生相,扎根泥土的乡俚俗语般白描,富于个性化的朴素细节,对乡村伦理的挖掘体认,使他的作品体现出不一般的宽度和深度。


“地方性并不是空洞的,它包含了这个地方的经验、语言、记忆。通过文学了解一个地方的风情,认识当地人如何生活,他们灵魂的形状又是如何的,这种写作的地方性意义值得肯定。”谢有顺说,写作在尊重人类已有艺术遗产的基础上,总要再寻找开掘出属于自己的一条细小路径。不同的地域,有着不同的山势和语言,不同的面部表情和心理情绪,它必然造就千差万别的地域色彩。作为技巧和手段的地域,没有理由不被创作者大张旗鼓地打捞起来。


文学应该永不厌倦地寻找“差异性”,在作家朱山坡看来,“没有必要将自己折腾成‘全国性’作家。在文学的版图上,南方依然是南方。南方的经验、南方的腔调、南方的气息,构成了南方的独特性和丰富性,在文学里这些东西生命力无比强大。”


他们眼中的文学原乡


凡一平:从桂西北都安瑶族自治县往东13公里,再沿红水河顺流而下40公里,在三级公路的对岸,有一个被竹林和青山环抱的村庄,就是上岭。它是我生命中最亲切的土地,或者摇篮。我16岁以前的全部生活和记忆,就在这里。对我来说,家乡是我生活过的最净洁的土地,我最纯真的岁月也是在那里度过的。2013年创作的《上岭村的谋杀》是我正视自己生活的土地的一部长篇小说,它使我获得了一次艺术的跨越和心灵的救赎。“心灵的救赎”是指我以往的小说或总是背离我成长的土地和河流,我愧对让我无愧的农村生活。而我现在的笔触调转了方向。我回来了,所以我解放了、得救了。《上岭村编年史》是我延续“艺术跨越”和“心灵救赎”的又一部长篇小说。


朱山坡:我生长在南方以南,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不知道北方在哪里。在我的想象里,北方意味着雄浑、辽阔、古老、强悍和摧枯拉朽。有时候也希望到北方生活,将北方融化在我的身体里,用北方的腔调写作,把自己变成面目模糊的“全国性”作家。但我清醒地知道,这是徒劳的。有些东西是流淌在血液里的,隐藏在基因里的,无论怎么努力,我也变不成一个地道的北方人。随着交汇融合加深,南北差异越来越小。但在文学的版图上,南方将依然是南方。无论我身在何处,我都坚持“在南方写作”。我将乐此不疲地把残存在血液里的南方基因植入我的作品里,让它们繁殖、扩散、裂变,让每一个文字都变成一棵树、一根草、一滴水、一只鸟、一头小兽,映入你的眼帘,撞击你的心扉,让你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:“哦,这是南方!”


田耳:广西的作家之所以风格如此明显,和别的地方差别在什么地方?这里人们口头表达相对较弱,到了广西后,你感觉到一种巨大的沉默,这种沉默是发自天性的,那种孤独感是完美的。广西作家的个性由此而建立,他们总是从沉默中生成表达的个性,他们的写作总是要排除某种表达的障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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